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蒋介石和张学良被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，尤其是张学良，得到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。
东北军的不抵抗，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的臧式毅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1928年6月，日本人在皇姑屯三孔桥制造的一声爆响，奉系首领张作霖被炸成重伤，在送回沈阳不久后，便不治身亡。
张作霖遇炸身亡之后，时任奉天兵工厂总办的臧式毅，与奉天省省长刘尚清等人经过商议后，作出了“秘不发丧”的决定，严密封锁大帅张作霖去世消息，并且秘密派人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少帅张学良。
那时候，张学良的心情极度悲伤。从此，张学良肩上背负了杀父之仇。除此之外，张学良还面临了东北内忧的局面。
6月17日，张学良便秘密地回到了奉天，按照张作霖的遗命，代理了奉天军务督办，操办了张作霖的丧事。
展开剩余93%6月24日，在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，张作相被推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，张学良、万福麟分任奉、黑两省司令。
然而，张作相却没有就职，而是力推张学良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。
7月2日，三省议会联合召开大会。会上，张学良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，平稳地接管整个东三省，开始在父辈老人的支持下，主持东北的军政大事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臧式毅的表现得到了少帅张学良的认可和赏识。臧式毅，1885年出生于奉天城南前三道岗子村，字奉久。
1909年，24岁的臧式毅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，进入了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，后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9期，参加了学习。
1911年，臧式毅回国。回国后，臧式毅追随了奉天老乡、张作霖的部下孙烈臣。期间，臧式毅的才能也得到了张作霖的认可。
1918年，在得到了足够的好处后，张作霖派兵入关，支持皖系“武力统一”。因此，张作霖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，张作霖成为了“东北王”。
那段时间，张作霖与皖系关系很好。张作霖任命了徐树铮为奉军副总司令，而奉系中的一些人也担任了其他职务，臧式毅便出任了西北边防军参谋长。
然而，由于军阀之间的利益纠葛，战火并没有消除。
1920年，在直皖战争中，直系和奉系军阀合作，击败了皖系军阀，共同取得了北京政权。
在这次战争中，时任西北边防军参谋长的臧式毅，被直系军阀俘虏，拘禁了好几个月。期间，在孙烈臣的帮助下，臧式毅才被释放。
1924年6月，臧式毅被张作霖调回沈阳，接替少帅张学良，担任了东北陆军整理处的参谋长。
任职期间，臧式毅办了许多张作霖认可的事情。
1925年，奉军进入上海，张作霖的势力也达到了鼎盛时期。
那时候，张作霖很有一种分封诸侯的感觉，任命了所辖各省的大员，张作霖自任了奉天的督办兼省长，孙烈臣为吉林督军，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，阚朝玺为热河督军，李景林为直隶督办，张宗昌为山东督办，姜登选为安徽督办，杨宇霆为江苏督办。臧式毅也担任了江苏督办公署参谋长。
10月，浙江督军孙传芳通电讨奉。
在这次战争中，张作霖的奉军全面退出了江苏、安徽和上海。臧式毅也称为了阶下囚，被羁押半年后释放，回到奉系任职，先后担任了安国军第三、四方面军团的宪兵负责人兼京师市政公署会办。
1927年4月，臧式毅率领警宪搜查苏联驻华使馆，逮捕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。
李大钊，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，字守常。
那时候，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，以及国内封建统治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，国家和民族也处于了危亡的边缘。因此，李大钊的心中充满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，多方寻求救国真理。
1905年，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读书，后又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毕业后，李大钊东渡日本，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，参加了学习。
在东京早稻田大学，李大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1916年，李大钊回国。此后，李大钊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，大力宣传民主、科学的精神，抨击旧礼教、旧道德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，激发了中国青年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。
1917年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，李大钊备受鼓舞，感觉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之路，并加大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度。
1919年，“五·四运动”爆发后，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此时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力量依然十分强大，但李大钊没有屈服，反而在文章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。
1921年，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，中国共产党成立了。
由于在建党过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，李大钊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受到了人们的敬重。
此后，李大钊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，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。
那时候，在党的委托下，李大钊奔走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之间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，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，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李大钊的行为，受到了北洋军阀的憎恨。1927年4月6日，臧式毅率领警宪，搜查了苏联驻华使馆，逮捕了李大钊。4月28日，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，年仅38岁。
1928年，皇姑屯事件后，由于臧式毅等人的妥善处理，缓和了当时局面。臧式毅也因此受到了少帅张学良的赏识。
此时，在少帅张学良的心中，东北易帜成为了头等大事。
7月，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就易帜问题达成了协议，并议定于7月24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。
然而，东北易帜的问题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迫一再推迟，让人感到扑朔迷离。那时候，在奉天见到美国记者端纳时，张学良态度坚定地说：“满洲是中国的，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！”
不久后，张学良被国民党中常会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，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。在电报中，蒋介石对张学良说：“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，宣言就职，以十七年（1928年）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。”
此时，张学良在东北受到了日本人很大的压力，便给蒋介石复电说：“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，实因某方压迫，致生障碍，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，届期即行易帜……现计算约定日期已不甚远，敝处拟积极准备，事前秘不使知，筹备就绪，即行通电宣布，以三省同日实行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。”
12月14日，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，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。
在这次会议上，面对不同的声音，张学良说：“完成统一事大，外人威胁事小。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，外人其奈我何？”
这时，张学良又收到蒋介石发来的一封电报。在这封电报里，蒋介石告诉张学良：“不必等到元旦，应提前三天。”
于是，根据蒋介石的意思，张学良给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发了一封密电，其内容为：“兹经决定，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，东三省同时举行……唯事前仍应持秘密，勿稍漏泄，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。”
此外，张学良还在这封密电里，提到了一些诸如旗式的尺寸的细节问题。
于是，翟文选根据张学良的指令，给奉天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、各县知事发出指示，告诉他们将在12月29日易帜，并强调要绝对保密。
当天，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，只待东北易帜后就对外公布。
12月29日，在奉天省府礼堂里，东北易帜典礼如期举行。
在典礼上，张学良身穿深黄色中山服，带领众人向党国旗、总理遗像行了三鞠躬礼，并发表了即席演讲，说：
“我们为什么易帜？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。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，妨碍中央统治，国家因此积弱。其后军阀觉悟，奉还大政于中央，立致富强。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，举政权还给中央，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。”随后，张学良发布了易帜通电：“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，力谋统一，贯彻和平，已于即日起宣布，遵守三民主义，服从国民政府，改易旗帜。”
然而，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后，依然存在着内忧。那时候，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，成为了威胁张学良统治的主要力量，处处与少帅作对。而杨宇霆本人甚至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，把他当做儿子一样教训。
对此，张学良觉得如梗在喉。然而，张学良还是念及杨宇霆等人曾经追随大帅张作霖的功绩，一直下不了决心。
后来，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为他出了个主意，让他在大帅灵前占卜算命，以求天意。张学良表示同意。
很快，于凤至便让人布置好灵堂，摆好桌案，点起香炉，并将张学良喜欢的赵一荻请来，见证张学良的卜卦。
期间，张学良和于凤至、赵一荻三人约定，将银元连抛三次，若是三次结果都是袁大头朝下，便诛杀杨宇霆等人。
结果，张学良在三次卜卦中，第一次袁大头朝下；第二次袁大头依然朝下；第三次，张学良将银元抛出后，袁大头却掉到了桌子底下，于凤至一看，袁大头是朝上的，就在这时赵一荻弯下腰将银元捡起来，看了于凤至一眼，待银元放到桌子上时，袁大头是朝下的。这时，于凤至喊了一声：“又是朝下！”
面对如此结果，张学良转过身，向大帅张作霖的灵堂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：“这乃是天意！”
1929年1月10日，杨宇霆和常荫槐来见张学良，逼他在早已拟好的签呈上签字，批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。当天晚上，张学良便命令卫士，将杨宇霆和常荫槐枪杀。
1月11日，张学良发出通电，召集了东北政务委员会会议，说明了诛杀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经过，并宣布绝不株连。
此外，张学良还分别给了杨宇霆和常荫槐家属1万元巨款的抚恤，并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一封信，进行了安抚。
此后，张学良完全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，对东三省的人事进行了调整。
那时候，臧式毅在张学良的安排下，先后担任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少将参议、中将参谋长。
1930年，臧式毅担任了辽宁省政府主席。任职期间，臧式毅在治理东北财政金融方面，作出了不少贡献。
那时候，臧式毅因为清政廉洁，没有什么资财，就连住处都是在省城租下的几间瓦房。
得知臧式毅的生活如此艰苦，张学良十分感慨，特意出钱为他买下了一套房子。对此，臧式毅心里非常感激。
9月18日，张学良发出“巧电”，名为调停中原大战，实为帮助蒋介石同意全国。
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胜出后，将张学良任命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职。不久后，张学良在北平设立了副司令行营，开始主政华北军政。
后来，在蒋介石的命令下，东北军大量入关，这虽然给东北节省了大量的军费，但也在事实上造成了东北军在东北的军事实力锐减。
那时候，张学良的地位虽然仅次于蒋介石，但却在年龄上又很大的差距。因此，张学良不时会受到蒋介石的训斥。
1931年9月12日，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在火车车厢里进行了秘密会见。
在这次会见中，蒋介石提醒张学良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，但表示绝对不能打。
为此，蒋介石还把他的那套“战必亡”论调，向张学良作了强调，对张学良说：“我们不要还手……如果我们还手，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。我们不还手，让他打，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。”
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说法，张学良虽然不认可，但也十分为难，内心感到非常不安。
从石家庄回到北平后，赵一荻看到张学良的脸色不对，便问：“汉卿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
见张学良只是摇头不说话，赵一荻又问：“那你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？”
面对赵一荻的问题，张学良再次摇了摇头。
想到蒋介石的为人，赵一荻又问：“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，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？”
张学良说：“挨训，不，不，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，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，那我倒高兴了，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！”
在赵一荻的追问下，张学良说：“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，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，原来他害怕日本人，怕我抗日，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，不好收拾。”
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发动了“九·一八事变”。
得知发生了“九·一八事变”时，张学良在电话前犹豫了很久，差点儿就下达了“打”的命令。
最终，在看到蒋介石和他在南京的那张合照时，说出了蒋介石希望的话：“目前沈阳空虚，抵抗无益，请转告各级将士，应避免冲突，勿逞一时之愤，忍辱负重，以待‘国联’处理。总之一句话，不要抵抗！”
在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后，日军占领了沈阳，就连在东北主政的一些军政要员也落入了日本人手中。臧式毅便是其中之一。
9月19日，臧式毅在自己的公馆里被日本人抓走。
臧式毅被囚禁后，母亲便想方设法救儿子出狱，最终没能成功。为了不让儿子沦为汉奸，母亲到监狱里给儿子送饭，并在碗藏了一块大烟膏。
早吃完母亲送来的饭后，臧式毅看到了那块大烟膏，知道母亲是希望他自杀，保全名节的。然而，臧式毅没有选择自杀，而是将那个碗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母亲。
在臧式毅担任了伪满洲国的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、成为了汉奸时，母亲感到非常羞愤，便将那块大烟膏吞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后来，臧式毅还担任了伪民政大臣、伪参议府议长、兴亚国民运动大会总司令。任职期间，臧式毅曾以伪满州国全权代表的身份飞往南京，与汪伪政权签订了《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》。
1945年8月30日，臧式毅被苏联红军逮捕，关押在苏联远东监狱。后来，臧式毅被引渡回国。
1956年11月13日，臧式毅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死，终年71岁。
然而，对于臧式毅，张学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。
这是因为，臧式毅在担任了伪职后，曾秘密派人给张学良送了信，向张学良献策收复东北的方略，也表达了他当内应的决心。然而，张学良由于身心俱疲，没有心思兼顾这些而导致臧式毅的想法最终没能实现。
后来，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张学良带着歉意，说：“是我负了臧式毅。”
历史就是历史，是无法更改的，后人当以此为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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